开滦林西矿东门外斜对面，有一座“八号洋房子”，是日寇统治时期日本宪兵队和“地下监狱”的原址。当年，这里不仅是日寇奴役矿工、镇压抗日人民的指挥中心，而且是秘密关押、刑讯、迫害、屠杀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志士和穷苦人民的魔窟，仅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不到三年时间，就有两千多人在这里被关押，有五百多名地下党员、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在这里惨遭杀害，使“地下监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不可抵赖的铁证。

解放后，为使世世代代牢记日寇侵华的暴行，将“地下监狱”改为“阶级教育展览馆”，每年都有大批各国人士、海内外侨胞和各行各业的干部、工人、学生等到此参观。直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座历史的遗址方从这里消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对觊觎已久的开滦煤矿实行了军管理，宪兵分遣队奉命接管了林西矿。

派驻林西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隶属于天津宪兵司令部唐山宪兵队，林西分遣队队长高贝，班长大场，副班长三木，总务山本、森田，宪兵队成员 ：明石、浅野、野吕、桑原、村岗、小野、黑旗等。日本翻译有金森（朝鲜人）、木村（朝鲜人）、毕士蕴、崔寿昌、罗凤昌、孟秀亭。日本宪兵队接管林西不久，便迁入林西矿东门外原是老医院的“八号洋房子”。

“八号洋房子”是一座南北狭长的双层建筑，下层建在地下。由东、南、西三面围成大院，院子南部、东部各有一排平房。东面平房为宪兵队伙房、库房、澡堂和马夫居住，南面平房为马棚和存放马料等。楼房正面朝西，建有一个如窑洞般的圆孔门洞，通往地下一层，挨门洞南侧，有直通楼上的水泥台阶。

顺台阶走进楼内，是一个正方形前厅，乳白色的屋顶和墙壁，彩色印花的瓷砖铺地。南北走向的穿堂西侧，共有八间房，南端第一号房间是传达室，隔壁二、三号房间为接待室、刑讯室、澡堂和厕所，中间四号房间是里外间，为日本宪兵队队长高贝的办公室兼宿舍，再往东的五、六、七号房间，为班长大场、三木等宪兵的办公室和住室。楼道北部东侧有六大间房 , 除部分日本宪兵居住外，分别为饭厅和乒乓球室，并有一个面积较大的会议厅，遇有重要活动和节日，宪兵队则在这里召开会议和举办宴席。在对着楼梯口的大厅南侧，由西往东为庶务室和森田、山本、明石、浅野、黑旗等宪兵的办公室及住室。大厅东侧的两间房为武器弹药库和重要物品库房。在庶务室门口处，有一个通道，由又窄又陡的楼梯直通地下室，即“地下监狱”。地下室比二层面积略小一些，共有八间房，紧挨楼梯的一号、二号屋是刑讯室，楼梯南侧的三、四号屋为库房。南北过道东侧有五至八号屋，其中五号屋为两间一明的大房间，这一排房，全部被宪兵队改为“地下监狱”，凡是被宪兵队视为要犯者，都被秘密关押在这里。

为了迫害革命者和抗日人民，宪兵队在这里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主要刑法有：灌凉水、过电刑、狼狗咬、烙铁烙、压杠子、坐老虎凳和“滚绣球”等。“滚绣球”是日本宪兵队专门制造的一种木笼式刑具，用二寸宽、一指多厚的木条做成长二米、直径二尺、间隙一寸左右的圆桶式笼子，每根木条上都订着一排钉子，里边露出一寸长的钉子尖。笼子上下各有一轴，将整个圆笼子分成对等的两半，外面安有铁环、铁锁。受这种刑罚时，将笼子的两半分开，受刑者被剥光衣服，反剪双手，立着进去，再将笼子合在一起锁上，推倒之后就地翻滚，使木板上的钉子尖不停地扎进受刑者全身，扎得血肉模糊，故称“滚绣球”，凡受这种刑法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林西日本宪兵队虽然只有四十多人，但却处于林西区域的中心地位，高贝对古冶、唐家庄、赵各庄、榛子镇、钱家营等地的宪兵小分队和守备队均有权调动和指挥，其主要任务是 ：军管林西矿，统管林西镇，阻止工人罢工，保卫京山铁路，掠夺煤炭资源，破坏地下党组织，讨伐解放区，镇压抗日人民。宪兵队长高贝，全名高贝胜，准尉军衔，领章为平板红底，四周镶一圈金边，中间一道金黄色横杠，胸前佩带红黄兰色相间的条徽。他当年四十六岁，身穿深绿色呢料四兜日本军服，腰中一边挂着“小橹子”手枪，一边挎着坠有两条蓝穗儿的日本军刀。

在宪兵队内部，高贝划分了责任区域，由大场、上野、北野抓林西矿，野吕抓唐家庄矿，黑旗抓赵各庄矿，明石抓古冶镇，三木、小野、村岗抓讨伐，要求每天都要到所管区域活动。

为强化林西的治安防范，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构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石佛庄、范各庄、杜军庄、卑家店、唐家庄、古冶、海子沿等地盖炮楼，建立了七个据点。第二道防线，从古冶大桥开始，东到唐家庄、白马山和林东，南到于庄子、杜军庄庄北，一直到京山铁道线，围绕林西镇挖了一条一丈六尺深、三丈多宽、长达二十多华里的环形防御沟，主要出入口挂吊桥。第三道防线，在林西镇四周，架设高压电网和刺线，只建六个栅栏门作为出入口，并在每个栅栏门和主要街道都设有碉堡，全镇共设立十一个炮楼和暗堡。

为防止各村跑家工人中混进八路军工作人员，日伪对各栅栏门严加防守，定点开门、关门，上六点班的工人被迫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排队赶进栅栏门。

矿门口更是严加防范，工人进矿要在“转门子”前排队，必须把工牌、像片、证明书这“三大件”挂在胸前，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严寒，必须摘下帽子，敞开胸怀，解下裤带，一手拿帽子和裤带，一手提裤子，逐个搜身检查。鬼子和特务看谁不顺眼，轻者一顿毒打，重者则以各种罪名予以拘捕、甚至杀害。

同时，宪兵队派出大量便衣特戏院、茶馆、澡塘子等处巡查，进行秘密侦探。在井下各个工作面也都布置了特务和爪牙，暗中进行监视，发现可疑，立即抓捕。

围得铁桶般的林西，完全置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之下，矿工和百姓完全失去了自由，稍有不慎，就有被打、被关押地下监狱、甚至被杀头的危险。

25 岁的何武，是林西矿四号井撬车工，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两点连十点，当他与工友张金、蒋军往罐笼里装料时，因有人在井口烧焊点燃井眼木架子，井口冒起黑烟大火，见到火光，何武三人放下材料，一齐把火扑灭。暗中监视的特务为报功，向宪兵队诬造何武私通八路，放火烧井口。高贝派人把何武、张金、蒋军和那天当班的井口把勾工张印带到日本宪兵队，责成翻译金森组织审问。

金森询问“井口的火是怎么点的”，何武将经过如实讲了一遍，金森见不说实话，命特务给何武过电刑，将电线头绑在何武的两个大拇指上，由一个特务使劲摇电匣子摇把，强烈的电流迅即震荡着何武全身。金森见还不承认，将何武推倒在凳子上，捆住双手，脸蒙上毛巾，并着人按住脑袋，用大铁壶往鼻子嘴里灌凉水，灌得他大口地呛水，一会儿就把肚子灌得如皮球一般，特务又用脚在何武肚子上使劲踩，带着鲜血的凉水一齐喷射出来，何武立时昏死过去。他们从早晨九点多钟一直刑讯到近十一点，何武实在不堪忍受，便告诉特务“你们说谁点的就是说谁点的”。

金森接着对张金等三人轮番过一遍刑，未审出情况，便将三人放了，而何武则被视为重犯押入宪兵队地下监狱。何武被关押半个多月，先后十几次过电刑、灌凉水，每次都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未点火。

何武被抓后，其家人变卖仅有的二亩半地和全部衣物、用具，托人保他出了狱。何武回到家中，年老体弱的母亲含恨已死，妻子得了重病，刚满周岁的婴儿因断奶而死，六岁的女儿到处捡西瓜皮吃，最后被饿死。

血腥的强化治安，使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全林西只剩下两三名党员。为隐蔽斗争，派地下工作者扮成“窑花子”模样，以井下牛马不如的煤工为重点对象，天天和他们一块儿下井，一块儿刨煤，一块儿拉大筐，在并肩劳动中建立感情，在言谈话语中引发不满，普遍开展了消极怠工和各种破坏活动，使产量大幅下降。

由于侵华战争急需煤炭，高贝把有关人员找来，要求限期增产，几天后产量不仅没上来，反而愈加下降，高贝怀疑有“八路”煽动，马上派特务加强监视。通过秘密侦察，发现井下有很多工人不干活，还三五成群地秘密交谈，高贝立即分两个区域摸情报、抓八路，在井下让特务跟班把守，在井上天天戒严查户口，发现可疑，立即抓捕。工人李佐安，家住晒甲坨，因家中困难，到林西矿下井刨煤。李佐安天生爱说话，有空儿就扎堆聊一阵，有人将李佐安密告为八路军嫌疑，抓到警察所（即“六分局”）。

警察所所长苑子东马上进行审讯，并报告给高贝。高贝得知后，作为要犯指令将李佐安押送宪兵队。第二天上午，把李佐安带到地下监狱刑讯室，高贝给李佐安好烟抽，又给饼干、栗子吃，接着询问村里八路军的情况。不管怎么问，李佐安什么都不知道。鬼子见软的不行，就用棒子打，木棒打成两截，又用皮鞭抽，打昏之后用凉水泼醒继续审问，还是一问三不知。

高贝见他不说，叫来一只狼狗，扑在李佐安身上乱撕乱咬，每咬一口都被撕下一块嫩肉，全身被咬伤李佐安被狼狗咬伤的照片），仍一无所获。高贝见抠不出东西来，命人将人事不知的李佐安拖进地下牢房，待其伤养好后，送到日本当了华工。
错杀闫生。为防范“八路”，高贝把兵力分到各路口，加强对行人的检查。家住赵各庄水峪村的闫生，为挣点钱，自己烧石灰。这天，他拉一车白灰到林西去卖，被鬼子截住，带到宪兵队，对其皮鞭抽、凉水灌，瘦弱的闫生经不住严刑苦打，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为八路军办事来了。

高贝得知抓到了“八路”，连夜审问，派人将闫生的两个大拇指用绳子拴好，吊在木梁上，用皮鞭抽打，见他还不说，又过电刑，直审到半夜，折磨得闫生死去活来，他除了承认自己是为八路军事之外，其余什么都说不清楚。

十天后，高贝将认定为“坚定的八路分子”的闫生押到鸡冠山乱死岗杀掉。噩耗传到闫生家，全家人抱头痛哭，找人连夜到鸡冠山乱死岗，将闫生的尸体偷回水峪掩埋。由于日寇的控制，解放区各类物资异常缺乏，地下党组织发动党员和工人，利用各种方式，向解放区提供、运送各种必需品。

为防止物资外流，高贝责令对所有商户货物全面清点上帐，没有宪兵队盖章，一律不准买卖。安排警力入户检查，在路口严格盘查，发现私藏、私带禁购物品的一律抓起来。同时责成上等兵吉川和警察所的牛宝善等人，对各街面进行检查，凡有禁购物品没有登记的，对店老板一律关押审讯。

六月初，高贝接到情报 ：林西长合盛铺掌柜杜长兴卖给八路军大布，高贝立即派人查封了布铺，没收了全部物品，，将杜长兴抓到宪兵队。经刑讯，杜长兴供认不讳，承认为八路军提供了大批布匹。高贝命人将杜长兴打入地下大牢，于第二天杀害于林西桥西街。

扬碧清，一九一七年出生。张悦上高小时，经常与其表兄聂克和韩林等进步人士接触，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不久，张悦与聂克结婚，婚后二十多天，被日寇抄家，县委派张悦到滦县、古治、林西一带开僻工作。张悦来到林西特区后，以姐妹关系隐蔽在前何家寨村抗属杜春英家里，开展抗日活动。由于伪保长告密，林西宪兵队派鬼子和特务把杜春英家包围。当时区长赵宪章正在听取张悦汇报，特务进屋就开枪，赵区长不幸中弹，张悦被抓。押送途中，张悦利用鬼子和特务吃饭的机会，用身上的钱买通看押她的特务，跑回杜春英家，救走了赵宪章，处决了告密的伪保长，并更加活跃地开展抗日活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上午，高贝接到密报：张悦仍在杜春英家，立即集合人马，再次赶到何家寨，抓捕了张悦、杜春英和其丈夫薛庆。

将张悦带到雷庄警察所，由翻译金森和特务周士昌、王炳南、范友四人进行审讯，他们拳脚踢，皮鞭抽打，最后把张悦的衣服扒光，点燃大蜡烛，火烧阴毛，往阴道里灌滚烫的蜡油。三个小时的审讯，没有得到情况，只好把她押往林西。路边花生铺时，张悦假装口渴，借喝水之机，抄起菜刀将周士昌砍倒，跑出铺外，特务又一次抓住张悦，把张她带到林西宪兵队，关进地下监狱。 
入狱后，张悦坚持三天三夜不喝鬼子的一口水，不吃鬼子的一口饭。为了不死在日寇手里，第四天深夜，张悦将衣服撕成长条，拧成绳子，上吊自尽，牺牲在地下监狱。 张悦牺牲后，冀东妇女会把她的事迹报往巴黎世界妇女会，解放区皮影社赶拍成戏，巡回演出，群众也自发地歌颂张悦。

滦县麻湾坨小寨是抗日根据地，该村党支部书记贺普、支委林天忠，组织成立 抗 日 救 国 会，发动青年埋地雷，砍电线，破坏交通，抗日活动热火朝天。 

旧历十一月六日，林西警察所的张森探到消息 ：八路军区小队的部分武器埋在北小寨大庙神柜下面，村干部贺普、林天忠、闫江等人都在村里。高贝接到汇报，决定派人搜捕。 

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钟，苑子东率七十多名特务和警察包围了小寨，派人到大庙找枪，一无所得。他们将全村七百多名老百姓轰到庙旁的北大场，按张森家人提供的名单找出十几人，张森在人群中又找到贺普、林天忠、闫江等人，分头审讯，见他们不说，警察和特务把这些人往大火里推，几百名老百姓齐声怒吼起来，一同向前扑去。苑子东怕惹出乱子，将贺善、林天忠、林天祥、闫江等人押到林西宪兵队，关进地下监狱。

第二天一早，林天忠首先被带到地下刑讯室，高贝询问八路军和枪支的下落，见他不说，便给灌凉水，后又在凉水里掺进辣椒面继续灌，接着又将他两臂朝上悬吊在房梁，用皮鞭沾着凉水抽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随后又让林天忠跪在地上，将一根木杠放在小腿，上去特务用脚踩着捻，直至不醒人事才拖进大牢。

随即提审贺普，贺普誓死不屈，高贝放出狼狗，扑在贺普身上乱撕乱咬，几口就露出了骨头，贺普咬紧牙关，不透露任何秘密。特务用烧红的烙铁在贺普身上乱戳乱烫，前胸背都烫烂了，一盆凉水将昏死的贺普泼醒，又给他上电刑，直到贺普再次瘫倒在地才罢手。接着又给林天祥、闫江等人过刑，仍一无所获。高贝命人将贺普抬进大牢，与受伤的林天忠和几个“抗日分子”关在一起。

遍体鳞伤的贺普和林天忠昏睡了一天一夜方苏醒，在难友们精心照料下养好了伤，他俩地下大牢天天搞抗日宣传，激发难友的斗志。十一月十八日，高贝命人将贺普、林天忠、林天祥、闫江军等人杀害在斗争最激烈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地下监狱，有时一间牢房就关押二、三十人，许多抗日志士还没留下姓名就被杀害。地下牢房一片漆黑，只有走廊里有一盏昏暗的小灯。牢房四面是坚硬的石头墙，地上是水泥地板，由于常年不见阳光，里面阴暗而潮湿。夏天蚊子叮、虫子咬，闷得喘不过气来。冬天四壁生冰、冷如冰窖，人们只好用身子互相取暖。牢房墙角放有一大铁抽屉，在里面大小便，使牢房臊臭难闻。所有被关押的人，不论有伤无伤、有病无病，每天只能吃上两顿又稀又馊的冷粥和几片咸白菜帮子，如遇上鬼子讨伐，几天吃不到东西。宪兵队为加强牢房“管理”，防止出现意外，制定许多条规，强行规定：凡被关押者，不准系裤带、不准系鞋带、不准随意活动、不准相互说话、不准白天睡觉。只要谁违反，特务就会用带铁勾子的长杆伸进牢房，连勾带打，有时还会被拽出来打一顿。

虽然难友们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在阴森森的牢房里，他们互相勉励，互相照顾，凡是被提审的，大家都嘱咐和鼓励其一定要咬紧牙关，不叛变投敌。凡受刑回来的，大家有的递水，有的喂饭，有的为其擦伤口，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 

为了抗议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发泄和表达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及对抗日的坚定信念，有的抗日志士用钉子甚至用鲜血在地下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豪言壮语和肺腑之言，如 ：“宪兵队不说理”、“不投降”、“杀宪兵队长”等，有的还在墙上画了一个“王八”，里边写上“宪兵”二字，以示对日本鬼子的鄙视和痛恨。

随着抗战的胜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追究和惩罚，罪恶累累的原驻林西日本宪兵队队长高贝，也被押上了审判台。公审日本战犯的大会在北京召开，按照军事法庭的规定，侵华日军作为战犯，只要没有严重的个性罪恶，一般要遣返回国，对滥杀无辜的，要予以法律追究，罪恶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审判高贝时，他一再向法庭陈述 ：自己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杀过八路军，但没有杀害过平民百姓。日寇统治时期曾在林西矿医院工作的程蕴良，对高贝的罪行非常清楚，他到北京办事正赶上公审，在直播中听到高贝抵赖，专门出庭作证，程蕴良一一列举了高贝亲手杀害林西特区人民的罪恶事实，高贝只得低头认罪。 

根据高贝的罪行，军事法庭最后判处高贝死刑，在北京立即被处决，这个双手沾满东三矿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文/吕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