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山东颜神、河北唐山、河南焦作为例

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城镇主要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了宋代，由于农副业和城乡手工业的发展，城乡间的商品流转较前增加，城镇开始摆脱军事色彩，一些贸易市镇出现在经济领域。由于交易的需要形成了定期的市集，其中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城镇。所谓城镇，一般指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工商业为主体的，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城镇，其中包括矿冶城镇。在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矿产开采规模不断扩大，云南有的铜矿已有上万人的规模；广东佛山的冶铁规模也十分可观。同时出现了一些因采选、运输、销售煤炭而形成煤炭城镇。 截止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城镇化的探讨已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多集中在江南市镇、古代城镇史、宋代草市镇（乡村墟市）、四川盆地市镇、广西近代圩镇等方面。外国学者的研究也有涉及，例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著有《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涉及煤炭城镇，例如侯仁之的《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见侯氏《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官美堞的《古代工矿市镇——颜神镇的形成和发展》（《文史哲》1988年6期。）等。但对煤炭城镇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实际上，从古代到近代，一些用手工生产煤炭的煤窑和最初采用机器生产煤炭的煤矿在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发展后，分别演进到城镇阶段。探讨从传统时期到近代出现的煤炭城镇，不仅是研究中国煤矿城市发展史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对于丰富中国的城镇研究，了解煤炭产地的辐射网络，建立以煤炭产地为中心的经济区，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在中国15000家煤矿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乡镇煤矿。总结和研究历史上一些因煤而兴城镇的历史，探讨这些城镇发展采煤业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关系，对于当今发展乡镇煤矿，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无裨益。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山东颜神、河北唐山、河南焦作早期因煤而发展成为城镇的历史及演进为例证。

一、 中国古代最早的煤炭城镇：山东颜神镇

在古代中国，与经济关系密切的城镇主要有三种类型：生产性城镇、流通性城镇和消费性城镇。生产性城镇中的煤窑以及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手工业已是很少依赖或基本脱离农业的专业化生产，流通性城镇主要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消费性城镇主要是社会上层及军队的消费场所。而煤炭市镇往往兼具生产性、流通性、消费性三方面的特性。这方面的代表是山东的颜神镇。

早在宋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内不少地方出现了由于经济原因而兴起的城镇，例如山东就存在商业型、地方市场型、产业型三种类型的城镇。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等黄河下游和和济水流域。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的分工日趋精细。有的是交通要津，有的是商品交换集中的地方，有的是较大规模开采各种矿产资源的地区。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地处山东淄博的颜神镇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煤炭城镇。

颜神镇地处山东省淄博市。这里周代为齐国属地，汉代分别隶属于莱芜、般阳两县。隋朝属于淄川，唐宋延之。关于颜神地名的由来，据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博山县志》卷1记载：“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殒面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据史料记载，颜神最初仅为一普通的村落，后因当地盛产煤炭，金代时改村为店；到了元朝改店为镇。

颜神镇四面环山，地寡土脊。因山多地少，沙脊地居多，以致这里经常发生水旱灾害，长期以来当地百姓生活异常困苦。颜神地下蕴藏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石、铅、铝、矾、黄丹、陶土、焦宝石、紫石、马牙石等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埋藏较浅，易于采掘，采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少数人力便可投入生产。采出的煤炭既可满足家庭生活需用，又可通过肩挑车推运至附近的集市换取粮食、布帛等生活、生产用品。于是，颜神的采煤业从宋代开始逐渐兴起。

颜神镇人孙廷铨在清代初年曾任吏部主事和兵部尚书，著有《颜山杂记》。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颜神人最初从事采煤业的原因和经过：“孝乡（指颜神镇）山多田少，则得粟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顾烧琉璃者多目灾，掘石炭者遭压溺，造石矾者有暗疾，炒丹铅者畏内重，纵谋而获亦孔劳矣。然则孝乡之多艺也，以其民贫也，其无弃货也，以其土脊也。”在颜神，煤炭主要蕴藏在西河、黑山、万山、安上、山头、石炭坞、八陡、福山等地。颜神镇境内储藏的煤炭厚薄不均，“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颜神煤窑最初的组织形式应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从业人员。随着采煤规模的扩大，颜神出现了“份子井”。这种井“一般需8～10个劳力，是口径二三米的竖井，凿至10米左右后横凿，成高1米宽1米的坑道，采掘者便可爬行采煤。从这样的井下采煤，所需材料很简单：辘轳1个，粗绳数条，条筐若干，鹤嘴镐3把，照明灯5盏。早期份子井上的生产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他们是自愿组合的。”份子井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由自愿参加的家户共同出资金、工具、劳动力组成。上面提到的8名左右劳动力大体分工是：提升人员（把手）3人、采煤工（镢头）3人、井下搬运工（筐头）2人。在生产现场的分工并非一成不变，从事提升、采掘、运输的人员可以酌情轮换。

颜神早期的采煤方式主要是残柱式采煤法（又称房柱式）。即“井底凿洞，一洞分数洞，随掘随运。炭厚则洞高，炭薄则洞卑”。凿井见煤后即开拓巷道，再沿着巷道两壁开采出一个个煤硐，俗称“炭窝”，就是采煤工作面。每个煤井“炭窝”多少不一，小井5～7个，大井10多个。残柱采区布置是：沿煤层走向开运输巷道，再沿煤层倾斜开数条巷道，巷道宽度：薄煤层2.5～3米，中厚煤层2米，巷道两侧留10～20米的护路煤柱。然后将煤层切割成若干长宽各10～15米的方型煤柱，备日后回采。回采煤柱叫“穿采”，“穿采”有“一字型”和“十字型”两种形式。“穿采”煤硐宽2～4米。两硐之间留维护顶板小煤柱，俗称“马腿”，一般不回采。采空区顶板，任其自行塌落。手镐刨煤，人工拉筐运输。

除了煤炭，在颜神遍及全镇的粘土和焦宝石是烧制陶瓷的原料；马牙石、紫石、黄丹、矾等是生产琉璃的原料。采煤业的发展带动了颜神陶瓷业、琉璃业的发展。因为开凿煤井必然要挖掘出来不少与煤炭共存的陶瓷、琉璃等的原材料；生产陶瓷和琉璃时，煤炭又是必不可缺的燃料。采用煤炭烧造陶瓷，使颜神出产的瓷器在瓷质、色泽、光洁度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使得颜神的瓷器远销关外和黄河流域各省。由此可见，采煤业与陶瓷业关系密切，互促互进。颜神的琉璃业也很发达。琉璃在当地也称料货，业此者被称为炉匠。琉璃是颜神镇的第三大行业。琉璃产品种类众多，大多属于装饰品，例如屏风、珠穿、帐钩、灯罩、灯壶、烟嘴、棋子、瓶子等，远销周边各省市县。煤炭、陶瓷、琉璃很早就成为远近闻名的颜神镇三大支柱产业。

由于陶瓷、琉璃、冶铁等业的不断发展，对煤炭的需求越来越多，颜神的采煤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当地的煤井“有至二三百尺深者，炼而为焦，以供诸冶之用。” 后人将颜神古代的煤窑分为四等：井深20米左右的为份子井，40米的为小煤窑井，40～100米的为中煤窑井，100米以上的为大煤窑井。100米以上的大煤窑井一般有窑工百余人，日产煤炭40吨左右。随着采煤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多，井下生产有了明确的分工，有了主要从事管理的人员。“里中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敛钱攻采。主其事者必曰井头，率徒下攻者曰洞头，收发钱财者曰账房，此三人者权莫大。输钱出分者，谓之攻主。”用今天的话来讲，“井头”应为经理，是资方的代理人，掌管经营管理大权；“洞头”是区队长或班组长，负责率领工人在井下生产；“账房”是财务部门负责人，掌管钱财的收支。文中的山场业主，是掌握矿地权的所有者。“徒”指的是窑工。古代颜神的采煤人员多来自当地，多为季节性窑工。在农闲时(一般从农历10月到第二年4月)从事采煤业，其它时间则以务农为主。

由于颜神镇盛产煤炭、陶瓷和琉璃等，一些外地人纷纷来到这里就业谋生。煤炭、陶瓷、琉璃等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颜神镇商业贸易、运输等业的发展。到了“金元时期，颜神镇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到明清时期，工商业均居全国前列，且萌发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557年，山东巡抚批准在颜神镇创筑石城一座。该城设四座城门，于1559年告竣。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颜神生产的煤炭、陶瓷、琉璃等产品已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交换必然带来运输、商业贸易的发展。一般而言，煤炭城镇拥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贸易范围或商业腹地。贸易范围一般以交通所能达到的地区为限。到了明代中期弘治年间，官府在颜神设置了行台；到了清代雍正年间设置了博山县，颜神镇成为博山县城所在地。由于这里盛产煤炭、陶瓷、琉璃等，“四方商贩咸聚于此”。颜神成为方圆数百里内的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1734年，颜神镇始属博山县，当时有12362户，7207丁，折算35953人；1775年为13900户，81100人；1845年为25925户，164318人。［7］另据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博山县志》卷2记载：“……大街，长三、四里，民居稠密，商货往来，多由于此。”到了民国初年，颜神已有“银号10家、酒行60家、杂货行5家、药材行4家、炭行30余家、窑业行40余家。他若饭馆及零星售卖为数甚多。”

随着采煤等业的发展，到了金元时期，官府开始在这里设立征税机构——税课司。税课司所在地后来被命名为税务司街。对此《颜神镇志》卷1曾有记载：“河滩之西，起于叠道，北至沙沟为税务司街，其民多贩瓷器。”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颜神镇的“大街，长三四里，民居稠密，商货往来，多由于此。北出大街渡河而西，民多业琉璃，为西冶街……范河门外倚河滩者为北关街，中途东转者为北岭街，民多冶瓷窑。”（乾隆年《益都县志》第2卷。）

因煤而兴的颜神镇在古代就引起众多文人学士的关注。舆地学家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历史学家顾炎武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地方名流王士祯在其《香祖笔记》等中都对颜神镇有所记述。

进入近代，颜神的采煤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82年（清光绪八年），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在对中国进行7次地质调查后撰著了《中国》一书。他在书中记述了他对颜神镇所在地的观感：“博山县是我直到现在所遇到的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切在工作着、动者。这个城市有着一个烟厂区的烟熏火燎的面貌，浓浓的烟云表示各个工厂的地点。因为这里优良的矿坑所产出色的煤，很早就已经促使各种工业的产生，而这些工业通过若干世纪发展下来。”有港澳学者认为：“最早从事中国近代工业化史的研究者，应属晚清时期在华的外国学人，其中德籍地理学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最为著名。他早在1870年代已在中国内地进行煤铁等矿的考察，并以通讯形式在上海各报刊陆续发表。”李氏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曾担任柏林大学校长，他对颜神所在地的评价无疑是有一定分量的。

二、国人近代最早建立的煤矿城镇：河北唐山镇

到了近代，镇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镇与乡村有明显的区别：镇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在职业构成上不同于乡村；镇一般聚居有较多的人口，在集中居住的人口数量上区别于农村；镇中的建筑密度一般大于农村；镇上有一些公共设施，在物质构成上不同于乡村；镇是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职能上有别于农村。除了传统的城镇，近代中国开始出现多种类型的工业城镇，诞生于1898年的唐山镇应是国人在近代最早建立的煤矿城镇。

唐山位于河北省的东部，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是连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道，与北京、天津成三足鼎立之势。唐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唐山市志》记载，唐山所属的“迁安县爪村和玉田县孟家泉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和生息，濡水（今滦河）、鲍丘水（今蓟运河）等河流两岸，均留下其生产、生活的足迹。”唐山早期原本是荒地，直到1117年才开始编屯置村，人口逐渐增多。当地居民主要务农，也有少数居民从事采煤和制陶。

关于唐山地名的由来，传统的说法是得名于市区中部之大城山，大城山原名唐山。据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滦州志》记载：“相传后唐李嗣源曾屯兵于此，立石城二百余丈，基址尚在。又后唐姜将军斩蛟有功，葬于此，后人建庙祠之，山以唐名，实由于此。” 这种说法认为，唐山之名始于后唐李嗣源屯兵和姜将军斩蛟龙。关于唐山地名的由来除此之外还有三种说法,即唐太宗东征高丽屯兵说、明代唐氏首先发现产煤说、清光绪年间唐廷枢发现产煤说。

唐山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种类多、储量大、易开采。20世纪90年代探明的矿产资源有47种，主要有煤炭、铁矿石、石灰石和矾土等。唐山是中国焦煤的主要产区，是全国两大铁矿区之一。据史书记载，从明朝起唐山地区即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唐山土民之祖先，多系由山东省枣林庄迁移而来者。” 后来的唐山居民也有的来自山西、山东等地。迁来的移民屯田垦荒，盖房筑屋，聚成自然村落，最初的地名多以屯命名。例如乔家屯、马家屯、刘家屯等。开平“煤矿初设之地乔家屯，原仅是一个18户人家的小村庄”。明永乐三年（1405年）开平中屯卫从真定府移驻今唐山陡河、石榴河一带的旧石城废县，旧石城县治便因驻军的名称改为“开平”。这样一来，在距今唐山市区约10公里处便出现了一个军事重镇——开平镇。唐山镇就是从这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当地居民已经凿石挖煤，“数千百穷苦之民，赖此矿产为生计”。 据滦县、丰润的旧志书记载：“当地煤田掘地二三丈即可得煤；自明朝初年，居民就在这里挖窑采煤，用于取暖煮饭。当地人既用火点燃煤块生火，又把煤面和水制成煤饼、煤球，因此，称煤为‘水火炭’，又称‘烟煤’。最初，明政府‘恐泄山川之气’，屡次下令禁止。明成祖永乐年间，时开时禁。唐山、开平一带居民不断冲破禁令，挖窑采煤。从明初至清朝，这里的采煤业逐渐得到了发展。” 到了清朝初年，“开平东北方缸窑、马子（家）沟、陈家岭、凤山、白云山、古冶等处，民间开煤者，不下二三十处。” 由于当时开采煤炭主要依靠手工工具，且无法克服地下水的困难，“较浅的煤坑只能提供微量的煤炭，输出的煤炭是很少的。”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天津成为早期洋务运动的中心之一，近代军事工业、军用和民用轮船都需要大量的煤炭。洋务运动初期兴起的企业最初依赖外国进口的煤炭。由于当时中外关系变幻莫测，洋务派担心一旦中外关系紧张，“闭门绝市”，洋务企业必将“废工坐困”，“寸步难行”。于是，李鸿章于1876年委派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同英国矿师马立师（Morris）到唐山勘察。唐廷枢经过调查发现：“滦州所属距开平西南18里之唐山山南旧煤穴甚多，土人开井百余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包括将开平生产的煤炭寄到英国由该国著名的化学师巴施赖礼、戴尔等人化验，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于1878年6月正式成立，唐廷枢担任该局总办，它标志着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正式诞生。同年10月，开平矿务局办事机构从开平镇迁移到唐山办公。由于开平煤矿的创办有李鸿章的支持，使其可以享受很多特权，从而保证了开平煤矿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开平煤矿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建成的。最初的工程技术人员主要从西方国家聘请。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878年底，矿局“雇用了9个英国矿师与工头”。煤矿的提升、通风、排水等采用机器设备，管理则引进了当时西方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开平煤矿在开采过程中注重经济效益，使它成为洋务运动中经营最成功的煤矿之一。正如郑观应所言：“年来禀请开矿者颇不乏人，独数开平煤矿办有成效”。

煤矿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近代交通运输条件的支持。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为了将开平生产的煤炭运抵天津，开平矿务局投资14万两银子,专门挑挖了一条运煤河。这条河“于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东止，挑河一道，约计70里，为运煤之路”。这条运河在芦台与其它内陆运河系统相连，可将开平煤炭运往塘沽、天津以及运河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又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20里的铁路。伴随着煤炭生产、运输、销售体系的形成，开平矿务局的煤炭产量迅速增加。1882年的产量为38383吨，1898年达到731792吨。1899年的年产量达到778240吨。不但取代洋煤占领了天津市场，而且远销旅顺、烟台、牛庄、香港等地。

在修筑铁路的同时，开平矿务局于1889年购买了4艘轮船，既运输煤炭，也兼运其它物资和乘客。次年，轮船增至8艘，载重量达8300吨。据当时的天津《国闻报》记载：“开平矿务局来往南北各口轮船，于自运本局煤金外，兼揽载客货，搭趁仕商，客位生意蒸蒸日上，实与招商、怡和、太古3公司旗鼓相当，别树一帜。”开平矿务局“所有厂房机器、运船码头、栈房和地亩项成本，共值银500万两，在中国今日亦可谓一极大产业矣”。此时的唐山已从一个由明代移民组建的农耕聚落逐步演变成矿区，煤矿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带动了附属及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唐山修车厂、启新洋灰公司、唐山陶瓷厂、华新纺织厂等机械、水泥、陶瓷、轻纺工业应运而生。同时带动了众多劳工向唐山移民和聚集，带动了矿区社会空间的建构。因具备充足的煤炭供应和便利的交通运输，唐山的产业结构开始向多元化发展。这些企业大量招收工人，使唐山由乡村发展成为城镇。唐山开始有了街道，原有的几个自然村扩大相连形成更大的聚落。1882年唐胥铁路通车后，市区又沿着铁路两侧发展。铁路和矿场成为唐山的中心，生活居住区和工厂区围绕城市中心混杂发展，铁路穿越和分割城区。1877年，开平煤矿创办时当地仅有百多户人，人口不足两百人。“1879—1886年间开平矿务局陆续买下740余亩土地，建造了机器厂房、办公用房等建筑，以乔屯镇为中心的周围12个村逐渐聚集，这些村包括原属滦州的乔屯、马家屯、刘家屯、城子庄、石家庄、小佟庄和原属丰润县的老谢庄、达谢庄、宋谢庄、郭谢庄、王谢庄和陈谢庄等。” 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唐山矿周围的六村已有512户，3978人。由于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开平贸易逐渐向唐山转移，邮电、金融、商业等迅速发展，使得唐山从一个乡村发展成为一个城镇的规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广东街、小广东街、山东街一带逐渐成为煤矿的高级员司和技工的住宅区，沿街两侧主要是商业门面。随着新的工矿企业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唐山聚集，从而带动了唐山矿区地域的扩展和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这些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从而打破了传统自然经济的狭隘性和地方性。

1898年，官府正式设立了唐山镇，隶属于滦州。最初的唐山镇以乔屯为中心，以后陆续扩展到滦州、丰润两州县分属的12个村庄。早期的唐山镇只有公安机构，并无独立的行政机构。在行政上，12个自然村仍分别属于滦县和丰润县，处于警权与政权分离状态。这一时期，唐山修车厂迅速扩大，细绵土厂、华记唐山电力厂、德胜窑业厂、马家沟耐火砖厂、华新纺织厂等较大企业相继建立，机械、冶金、铸造、造纸、食品工业相继问世。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纷纷前来谋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态势不仅使唐山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形成了以唐山为中心的城乡商品交流经济格局，使唐山成为当时北京以东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最初开平煤矿的技术人员以广东人居多，这些人以同乡之谊聚居在一起，唐山随之出现了主要以同乡聚居而命名的广东街、山东街等；以商品集散为特色的粮市街、鱼市街、柴草市街、北菜市街；以地标命名的车站街、东局子街等。为了便于招募矿工，东局子街附近设立了“工夫市”。整个唐山主要沿矿场周围和京山铁路两侧发展。矿场的西北部地势较高，风景优美，成为外国职员（主要是英国人和比利时人）独占的住宅区；西部主要是中方职员的住宅区；其他人员多居住在矿场北部和广东街东部。

唐山设镇后，清政府于1899年在这里建立了大清邮政分局。到了1902年1月，这里已开通了9个电报站，联系调度矿区与秦皇岛、天津、北京、上海间的煤炭发运、销售、车皮供应等业务。随着镇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各类小商小贩从四面八方向唐山涌来。最初商贩们主要在煤矿和铁路附近摆摊设点，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商业街道，广东街、粮市街逐渐成为唐山的商业中心。到19世纪末，唐山商号已有百余户。

随着煤矿的不断增加和扩大，唐山的人口不断增长。到了1922年，唐山已有8.5万人。1925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龚心湛在第3317号《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临时执政令，公布了唐山所在的直隶省所属各地施行市自治制日期及区域令，要求唐山在1925年建市，“唐山市以唐山镇为其区域”。这是唐山历史上第一次被明令建市。有学者认为：“唐山称市，名义上存在一段时间。实际上这种‘自治’市只是一种工商‘自治’组织，虽设立‘市政公所’，但并非一级行政机关，只是隶属滦县的唐山镇的代称而已。不过，从此以后唐山市与唐山镇的名称同时并存下来。”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5年12月，汉奸殷汝耕在侵华日军的策动下，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8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通县迁到唐山办公。1938年1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明令设立唐山市（政府地址在民兴街10号，今路南区解放路北段东侧），并任命冀东自治参议会议长屈玉灿担任市长，从而结束了唐山镇的历史。

三、外国在中国最早建立的煤矿城镇：河南焦作镇

在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历程中，有一些随着煤炭工业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城镇，成为煤矿城市的雏形。其中由外国在中国最早建立的煤矿城镇，当属20世纪初由英国福公司在河南建立的焦作镇。

焦作历史悠久，据《焦作市志》记载：“孟县子昌村裴里岗文化证明，远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村落。” 《禹贡》分天下为九州，焦作属冀州之域覃怀领地。焦作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归三川郡，西晋至隋朝属河内郡。焦作地名最初为焦姓手工作坊的简称。明隆庆六年（1572年）的《重修圣佛寺记》碑中有“焦家作”的记载。目前的焦作市仍有马作、白作、靳作、耿作、李贵作、六家作、大家作等地名。焦作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储量的有煤炭、硫铁、石灰石、耐火粘土、白云岩、陶瓷土等30多种。其中煤田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为91亿吨，探明储量为37亿吨，煤种主要为无烟煤。据《焦作市志》记载：“煤炭远在隋、唐时期就开始土法开采；宋代就用手工作坊生产；元代土窑已相当普遍；明朝煤炭开采已具相当规模，民间和手工业对煤炭的利用更为广泛；清朝小煤窑星罗棋布，从事采煤的工人已逾万名。” 这些无疑为英国福公司19世纪末在河南省北部地区兴建煤矿、修筑铁路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898年6月21日，在西方国家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背景下，英国福公司（英文名称为Peking Syndicate）与河南豫丰公司在北京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订了《河南矿务章程》。其中第一条的内容是：“豫丰公司禀奉河南巡抚批准，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今将批准各事转请福公司办理，限60年为期。”其中的怀庆即当时管辖焦作的怀庆府。英国福公司获得在焦作周边地区的采矿权后，随即委派一批勘探人员前来勘测。这些人员所到之处，“无论坟墓庐舍，往往插一红旗，扬言国家需用，不许稍动，动则治以死罪。”  1899年，以英国工程师葛拉斯为首的勘测队经过实地勘察，提出了具体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焦作地区煤铁储量丰富，质量优良，开采成本低廉，外运煤炭需要建筑铁路。正当福公司派遣大批人员源源不断地来到焦作着手开凿煤矿、勘察铁路线时，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波及焦作。福公司被迫将其在焦作的人员暂时撤离。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福公司卷土重来。为了提高福公司的地位，当时的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推荐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担任福公司在中国的总董事长。

哲美森（Jamieson.G,1843～1920），有时译为泽煤盛、詹美生，英国外交官，1864年来到中国，1891年担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兼“大英按察使司衙门按察使”。1897～1899年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英国人在焦作创办的煤矿名称和镇的名称最初就是以哲美森的名字命名的。

1901年11月，英国福公司在准备投资建设焦作煤矿之前，曾委派工程师柯瑞前往矿区勘探矿地，绘图贴说，这应是较早的对矿区的设计与规划。据史料记载：“福公司泽煤盛窑厂坐落修武下白作地方，其窑厂东西175丈9尺，南北39丈9尺。此次所指矿界，自窑厂墙外起算，正东界至周庄靳万邦地内，记3中里；正南界至东王褚程邦瑞地内，计3中里；正北界至阎河毋清泉地内，计3中里；正西界至田涧卢会堂地内，计5中里5分；西南界至嘉禾屯卢来运地内；西北界至春林高学书地内；东南界至姜河岳天贵地内；东北界至岗庄李芶创地内；四面栽立界石10处，合计面积60方里5668方丈又41方尺。除去村庄10处、祠庙4座、旧窑4个，合3方里10062方丈”。文中的中里即华里。

福公司在焦作早期的“工厂、矿山和铁路雇佣了3000中国人，此外，还有25名欧洲技师。矿区占地1000亩（约合150英亩），并已修筑了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苦力的茅屋和销售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奢侈品的商店，包括澡堂、理发店和按摩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詹美生’虽然其存在不过两年，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活和进步的租界区，而全区的统治者李德先生已经在后悔他不曾取得比原来1000亩更多的土地。”

上文提到的李德全名是亚历山大?李德，他当时的职务是福公司总工程师。1904年3月，李德在上海向捷报记者提到：“他从来不放松每天上午8点钟在矿区门首悬挂英国国旗，并且要由威海卫兵团组成的中国警卫向国旗致敬。他宣称，福公司并不如它的一些朋友想象的那样软弱。他并且指出，对这个英国企业提出最不友善的批评的人，是英国人自己。福公司一旦在河南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了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让位给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

随着煤矿投产和铁路通车，焦作的煤炭、竹器、“四大怀药”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京津杂货、苏杭绸缎等商品也越来越多的进入焦作。英孚、美孚和俄国的大华等石油厂商相继在焦作设点销售。“所有四乡农产咸会于此，以备各地采购者；而津沪各地之运销无烟煤者，莫不派员驻此采办。” 福公司还敦促清政府派驻军队和司法机关对哲美森镇进行公共管理。不久，清政府在哲美森镇设立了弹压所，委任怀庆府镇台署理所务。为了保证煤矿、铁路、铁矿等方面技术人才的需要，福公司于1909年3月1日在哲美森镇兴建了焦作路矿学堂。该学堂先后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福中矿务大学、焦作工学院等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迁往天津、北京、四川、江苏徐州等地，目前的名称为中国矿业大学。1910年，清政府以西焦作为中心成立了焦作镇，隶属修武县辖。从20世纪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哲美森镇（即焦作镇）就成为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的活动基地和大本营。

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煤炭城镇，在山西阳泉、北京门头沟等地都曾有过“镇”的机构。例如山西阳泉，原本是在北宋时期就有的一个乡村。据《阳泉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太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经过大小阳泉附近，设阳泉站，车站附近渐有居民和店铺，后发展为阳泉镇。”

煤炭城镇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这些地方基本完成了工业与农业分离的历程，初步具备城市的雏形。煤炭城镇的出现与发展，一方面为地方官府提供了税收，一方面带动了地方经济的活跃。上面所述的颜神、唐山、焦作等煤炭城镇分别都是区域经济的龙头，其经济地位在特定时期超过所在的府或县。随着煤炭城镇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煤矿城市，继而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

煤炭城镇镇虽然大多是在中国传统的村落基础上发展而成，但与传统的村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空间上村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而煤炭城镇与外部市场有着密切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村落一般以耕地为依托，煤炭城镇则靠煤炭而生存；村落空间的布局以耕地为基本前提，煤炭城镇的空间布局则围绕矿井的开发和矿工的生活为中心；村落一般以宗姓血缘为纽带，煤炭城镇的人员既有当地的居民，更多的是外来务工者。煤炭城镇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对繁荣商品经济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

(薛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