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向来是南北相互依存。坐落在中国北方的开滦煤矿与中国南方的商业大都会上海之间，一个世纪以来，更有着血肉难分的依存关系。早在1889年，开滦在上海即设立码头，销煤于上海，先后在浦东、吴淞、日晖三处建成开滦专用煤码头后，开滦年输入上海的煤占上海总输入煤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计160—170万吨，最高期达200万吨。其中上海本身销量占70％，其它通过上海转销黄石港、九江、汉口、厦门、福州、镇江、江阴、无锡、苏州、常州、南京、宁波等地。销煤品种中末煤占60％一70％。因此，开滦煤在上海的供应是上海工商业的一个重要安定力量，沿江及海上的轮船需要它，京沪杭甬，甚至粤汉铁路需要它，上海电厂及南京电厂的动力需要它，公私较大的工业无一不需要它，全国即将解放，上海对开滦煤炭的依赖性比以往更为迫切。最能证明这种关系的一件事是全国解放前，上海与开滦间冲破重重阻力实现的那次“以煤换面”的南北通航。

一、“以煤换面”南北通航的历史背景

1949年初，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发展迅猛。1948年底，开滦所在的唐山解放，人民解放军完成三大战役后直逼长江。而南京国民党政府犹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封锁南北水陆交通，禁止南北通航、通邮、通商、通汇等民间正常往来。这样一来就给华北解放区和上海国统区在经济上造成了日愈严峻的形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南北往来贸易集散中心，由于其对北方物资交流和贸易联系的渠道被人为地隔绝堵塞了，使上海经济陷入了困境。上海一向仰给于北煤，南北海运中断，使本来就奄奄一息的民族工商企业陷入停产的绝境。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统计，由于能源短缺，上海1948年底“剩余的三千家较大的工厂，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1949年初，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基础稍厚者已感不易支持，规模小者不得不纷纷停歇”。如面粉加工业的产品没有销路，只开工十分之一，卷烟、造纸、机器、化工、皮革、翻砂、炼钢等企业开工率更低。公用事业及600万居民燃料更有难乎为继之虑。上海市煤炭奇缺。1949年2月12日《申报》报道：由于投机商哄抬煤价，“自新春以来，疯狂疾升，各档均创空前高峰”。“各大小工厂及公用事业贫富市民无不遭受严重威胁”。另据《经济周报》记载：“过去开滦烟煤运沪成本每吨不到二万元，三月十九日上涨到每吨国产烟煤配价十三万零四百二十元，每吨进口烟煤配价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二十元。这一天的烟煤黑市价格高达每吨三十五万元，还难以大量购得。”

与此同时，刚刚解放的华北地区，经济有待恢复，人民生活需要改善，由于南北通航被封锁，中国最大的开滦煤矿生产经营也陷入困境。出现了“现在之经济危机为开滦有史以来之未经”的局面。1947年开滦煤炭产量为497．11万吨，其中经由秦皇岛港南运的煤量为129．54万吨；1948年煤炭产量下降为427万吨，南运煤量相应下降为72．6万吨，是年后两个月基本上没有煤炭南运上海。1949年初，一方面开滦煤炭产量继续大幅度下降，加之北宁铁路(京山铁路)运输不畅，国民党封锁海上运输，港口几乎无法装运煤炭出口，开滦煤炭积压高达120万吨；另一方面，开滦资方拖欠职工面粉已达50万袋之多(当时，开滦的工资由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组成，实物工资主要是面粉，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货币工资已没有实际意义，面粉是5万职工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上海面粉又不能运抵开滦。数十万开滦职工及家属严重缺粮。其间，华北人民政府虽大力扶持和帮助，但开滦煤矿和所属秦皇岛港口的经济困难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国统区的上海，还是解放区的开滦，对如何尽快打开南北通航，实现易货往来都极为关注。因为上海和开滦本来就相互依存，人为地隔断就必然造成双方都难以维持。尤其是国统区上海航商界的一批爱国人士，决心乘国共正在和平谈判之机不顾重重阻碍，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禁令，率先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恢复南北通航易货的正义要求，一时引起“公众呼吁，舆论鼓吹”。最早提出南北通航想法的是上海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简称“全国船联”)，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受到航业界非官方团体——上海航业同业公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中国商船轮机师总会等的热烈拥护。1949年1月，全国船联等共同通过驻上海开滦经理处转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磋商准备采取民营形式实现南北通航“以煤换面”及交换其它应急物资的可能性和步骤，并致电国共双方，呼吁洽商恢复南北通航易货，要求能够早日达成协议。

二、试办“以煤换面”的南北通航

南北通航易货的吁请，立即得到中共中央及华北人民政府的热情支持。开滦矿务局积极在所属的秦皇岛港做好了接卸上海来船和装卸煤炭出口的准备工作，并电复上海全国船联：现“已洽准中共以滦煤10万吨，交换美援运用委员会面粉30万袋”，另对上海所调拨运输交换物资之船舶“洽经中共同意，规定悬挂‘KMA’旗帜(即开滦矿务总局的英文缩写)”。

在上海，国民党行政院在全国船联的敦促下，1月28日不得不原则上同意恢复华北航运，2月1日又在《致财政部代电)中，准先以“唐山”号及“大上海”号两艘轮船试办秦申间南北通航易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表示恢复南北通航、通商的诚意，由毛泽东、周恩来正式联名复电上海航商界，表示支持和欢迎，并明确指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重要。”《天津日报》2月14日以《以面粉交换煤炭，恢复华北上海间海运——毛主席等电复沪轮船业表示欢迎》的显著标题，转发了新华社陕北13日电：“……中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将军接获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来电，略称以面粉交换煤炭，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随带邮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兹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将军已有复电，表示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与此同时，上海《申报》、《商报》等亦将复电全文转载。

南北通航易货，在中共中央、华北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经过全国船联、开滦矿务总局及秦皇岛港的共同努力、精心安排和周密准备后，从2月中旬开始实施。“大上海”号和“唐山”号两轮，满载面粉，分别于2月12日和17日，首次由上海开滦码头驶往开滦秦皇岛港，再由秦皇岛港装载煤炭和北方人民的情意安然返沪，实现了在战争暂时处于沉寂状态下国统区和解放区通航易货的共同愿望。为此，上海新闻界各报都以大字标题和显著位置报道了开滦与上海间试办通航易货的消息，并在浦江开滦码头上以“爆竹欢迎”“大上海”号返沪。据当时合众社消息说：国共秦申之间通航成功，“可能成为共产中国与外界地区重开更多的一般性的交通的先声”，为国共两党之间全面恢复通航、通邮、通商、通汇和人员正常往来，开辟了新途径。

三、以“以煤换面”为突破口，洽商全面恢复通航

在组织首次试航的同时，全国船联等非官方团体，在国民党行政院原则同意南北试办通航易货和准予以航业界名义先派代表与中共面洽的情况下，一方面积极调拨首航秦皇岛之船舶，另一方面则推选了以魏文翰(代表全国船联)为首和周启新(代表上海航业工会)、俞惠芳(代表航海驾驶员联合会)、姜克尼(代表轮机员联合总会)等四人为北上与中共洽商全国恢复南北通航代表，拟就了《全国船联会恢复南北洋航运办法(草案)》，分送国、共当局核示。其主要内鎔为：

一、凡依照“航运办法”参加航行南北洋沿海各港之船舶，在未恢复航运正常状态前，应组织统一处理机构，疏送物资，以济民主。

二、为维护沿海各港权完整起见，凡属国家贸易物资，应由本国船舶承运。

三、凡通行之船舶，以疏运民生物资为原则，双方当局同意各不征用。

四、凡通行之船舶，应在显明处标明特别记号，双方军政人员，均予保护与便利。

五、凡负责办理通行船舶之水陆员工，应列表送呈双方当局存查。

六、凡通行之船舶，双方当局均得随时派员检查。

七、初期通航暂以货运为原则，非经许可不得搭客。

八、凡承运之物资，以双方当局许可者为限。

九、凡因通行船舶所需之水陆电台，应核准专用呼号，并由双方当局指定人员随时检查。

十、本办法经双方当局核准后施行。

2月12日，魏文翰等一行4人搭乘“大上海”号轮离沪北上，2月18日，抵达开滦秦皇岛港，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开滦矿务局及开滦秦皇岛经理处职员和驻港军代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19日，代表们赴天津与黄敬市长会晤。21日，又与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农业部部长宋邵文、北京市市长叶剑英等在北京举行会谈。3月2日，北上代表返津后继续会谈，临行前，天津工商界、航运界知名人士和开滦矿务总局高级职员等30余人，在天津开滦俱乐部为南来代表洽商成功举行招待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于2月22日在石家庄接见了以私人资格自南京来北平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4人，就国共和平谈判以及南北通航、通邮诸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3月6日，全体北上代表由秦皇岛港乘“大上海”轮(第二次航程)返沪。

经过南北双方反复磋商，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支持下，上海航商界与华北解放区各口岸签订通航技术合作各项协议。据魏文翰等事后报告称：北上代表同中共及华北人民政府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诸如航权之维护、物资交换等种类、秦皇岛以外港口之进出口货物和旅客之检查、航行之安全标志之设置、引水人员之配合、船员登岸之手续等，均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决定在天津成立“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天津船舶统一调配委员会”，负责华北各港口船舶进出口处理事宜；决定使用指定之电台，在沪为上海民航电台；对轮船进港之标志亦作了充分讨论；对中共颁布的《战时船舶管理暂行办法》表示理解等。另据周启新回忆说：谈判是成功的，薄一波对南北通航始终是支持的，对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恢复南北洋航运办法(草案)》、《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天津船舶统一调配委员会组织简则》、《上海与华北交换物资管理办法(草案)》、《交换物资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设置航业专用电台办法(草案)》等，都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及华北人民政府，在对上海人民关心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国船联会长杜镛，为转达和进一步阐明中共方面对全面恢复赞同南北通航的诚意，于3月23日、30日两次将谈判达成的协议附件提请国民党行政院从速定案，同时分呈国防部、交通部、财政部、经济部，副本分送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工业会等进行备案。

随着秦皇岛港与上海间首航易货成功和洽商通航问题的顺利进行，秦皇岛港当时已成为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能够进行直接通航易货和通邮的惟一途径。1949年2月中旬，上海首航秦皇岛的“大上海”、“唐山”两轮，北运了上海面粉共计6万袋，南运的开滦煤炭2万吨(双方商定“以煤换面”比例为1：3)。首批易货数量有限，“然究于安定民生不为无补”，尤对开工困难的上海工商业来说，无疑是久旱逢雨、雪中送炭。

为进一步完成预订的“以煤换面”任务，自2月底起，除“大上海”和“唐山”轮继续往返秦申航线外，又有“南强”、“华胜”、“裕东”、“永兴”、“天平”、“台安”、“福祥”和“海地”(因当时“海地”轮在外洋航线不及参加，改由“华利、“新康”两轮代替)等9艘上海航业界船舶加入秦申航线运输。截至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夕，秦皇岛港先后接受派定的船舶共11艘，进出港90航次，共计接卸面粉299973袋，装出开滦煤炭11万多吨(其中往上海91932吨，往香港2万吨)。同时，为南北两地人民传递了数以万计的邮袋。仅2月28日，由“大上海”轮第二个航次捎往秦皇岛转发的邮件就达3600多袋。《商报》2月25日载：“华北及其它各地共区邮件，均发往秦皇岛转达，同时兼收寄平津两地之商民挂快邮件及私人用之衣服小包裹邮件……”并使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通邮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秦申之间的南北通航易货、通邮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引起上海各界的强烈反响。《商报》多次发表社论指出：“煤面的交换……日渐表现出令人十分兴奋的巨大意义”，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在经济上和人口上的联系，是不能强制割裂的。人为的绝缘，其损害决不是一方面的”，因此经济上应该“互相为用，亟待拆除间隔，以便交往”。《经济周报》强调：南北方本是一个经济整体，“内战阻止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因而深深地窒息了南方工业的发展”，而现时“北方正伸出合作之手，以谋南北通航、通邮、通商、通汇的立即恢复”。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亦对秦申间南北通航成功发表感言：国共双方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但“在经济上的依存性，则无法分割……双方经常而公平的以物易物，非特经济互利，且能增长政治上的联系”。以上这些通情达理的见解，反映了当时各界爱国志士的共同心声。

开滦与上海之间通航易货的顺利进行，以及恢复南北通航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他们纷纷要求扩大南北物资交流的数量、范围，以全面实现南北正常往来。诚如上海纺织业资本家所说：南北物资交流，“已因粉、煤开其端，在工商业堪称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北通航易货，也为今后进一步实现大陆与台湾交往，即实现国共第三次台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四、国共和谈破裂及通航易货的中断

开滦与上海间通航易货的施行，虽然局部缓解了上海及华东地区的经济问题，但运量远不敷实际需要。特别是进入三四月份以后，上海煤荒已达严重阶段，如果北煤不能继续南运，南北通航不能全面恢复，上海工商业则会缺乏燃料、原料，产品失去销售市场，无法维持继续开工，“百业萧条，倒闭时闻”。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以全国船联为先导的一批关心国家前途、关心工商企业命运的民族资本家，不愿意自己惨淡经营的企业成为即将覆灭的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继续四出呼吁，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并且提出：借此“和平渐有转机之时，期望国共双方把扩大物资交流的先例来加以切实的磋商与推动”。但由于国民党行政院对双方代表会谈全面恢复南北通航问题所达成的各项协议持“决予保留”态度，阻碍了南北通航等问题的深入解决和全部实现。

事实上，华北人民政府为进一步促进南北各地的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便利人民汇兑，曾于3月14日正式公布了《华北区以外汇兑暂行办法》，宣布开放北平、天津与南京、上海、汉口及其他未解放城市的通汇。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却对此多方留难，致使上海工商界代表同华北各口岸洽商扩大通商贸易时，诸如“售价、供求、汇款问题”等都不能顺利解决。

4月1—15日，国共和谈正在北平举行时，上海航、商等各界代表为迫使南京政府解除经济封锁禁令，携带着草拟的《上海与天津交换货物办法大纲》再次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当局却蓄意拖延、推诿。对此，中共及华北人民政府不仅明确表示要设法减轻上海民族工商业的负担，而且电告上海各界团体：“保护民族工商业，乃解放区既定政策。津沪往来物资，如能证明确系国货，当局已核准免征进口税，以利交流。”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爱国人士的努力，上海航运、工商界代表同华北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达成了“南北通航及南北物资交流计划”，接着又签订了南北“以煤换面”第二期合同。按“交流计划”和“合同”规定，上海将继续运往秦皇岛面粉40万袋，换开滦煤10余万吨。同时，为适应扩大了的南北物资交流在运力方面的需求，上海航运界积极调配船舶共54艘，总吨数为100938吨，投入上海与秦皇岛、天津之航线运输，并随时准备根据运量的增加，相应加派若干船只。

但是，正当人们为扩大南北通航、通商而庆幸时，南京国民党政府4月20日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此时，刚刚恢复不久的秦皇岛与上海之间的通航易货以及进一步扩大南北物资交流计划，遂陷入中断。

1949年初的开滦与上海间南北通航易货的一段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放眼全局、繁荣祖国经济、期望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上海航业界爱国人士及开滦矿务局(当时由军代表监督扶植)为打通南北通航、通邮、通商的渠道，为谋求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次“以煤换面”的南北通航，在国共两党合作历史上及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也是一次成功的范例，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