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贾邦友，1932年2月生。1945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转业到开滦，历任科员、科长、副书记、副矿长，1992年离休。

我今年78岁了，我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都是同敌人面对面真枪实弹地打仗。那时的条件艰苦又十分恶劣，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当我22岁从部队转业到开滦的时候，已经是有9年军龄的老兵了。在开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熏陶下，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战斗集体，成为开滦工人阶级队伍中光荣的一员。然而，在33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中，我在开滦吕家坨矿井下，率领1000多名职工撤离，安全返回地面的那一幕，成了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那危急的情景、紧张的气氛，在30年后的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我在开滦吕家坨矿任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的副矿长）。那时候，在开滦，在我们吕家坨矿，都在搞增产节约活动，我们经常组织机关干部到井下回收废旧物资，以降低生产成本。而每次夜班下井劳动，都必须有矿领导带队。我当时是主抓经营的党委常委，所以，我组织机关干部下井劳动的次数也就比较多。1976年7月27日晚上，是开滦矿务局的高产日。我组织矿上的机关干部和部分井上工人，约500多人，在井下一425水平清理回收旧钢管、铁溜槽、铁棚子、废电缆。当时回收现场分为两处，彼此距离有1000多米。我一边和大家一起干活，一边招呼大家注意安全，两处来回照应。虽然白天大家都干了一天工作，但在夜班回收中还是干劲十足，回收量非常大。从夜间十点多开始回收，中间也没大喘气，到了凌晨3点半，我感到大家干了几个小时够累的，于是使招呼大家休息一下，准备收工。

我和大家就坐在工作面，边休息，边聊天。就在这时，工作面突然猛烈晃动起来。我想站起来，可是身子一趔趄，想靠边扶住铁棚子，可咋也抓不住。整个巷道都在晃，顶板上的煤和矸石哗哗地往下落，有的人矿灯晃掉了，有的人帽子刮掉了，有的人摔倒了，工作面上满是煤尘。

我当时以为是要垮面(整个工作面被摧垮)或者是老塘（采空区）来压。可是稍一停下来，工作面并没垮。这时有人喊，是不是地震了?这一提醒使我马上反应过来：肯定是地震，而且不会这样震一下就过去。因为，在辽宁海城地震发生后，我们唐山就开始预防地震，普及地震知识，宣传地震前兆，头脑里一直绷着“地震”这根弦。当时我在最里边，稍稍静下来后，我就朝外边喊：“快撤，都到大巷集中！”大家随着喊声后队变前队，迅速向大巷撤离。工作面离大巷还有一段距离，头上是散落的煤和矸石，脚下是遍地煤泥，一走一呲愣。我边走边叮嘱大家，小心脚下，稳走快走，凡是能撤出的人全部撤出来。

同志们边跑边喊，机关干部迅速来到了-425大巷。很快，井下夜班的工人也会合到这里。看着—张张布满煤尘汗水的脸庞，我心里很不平静，心想，危险再大，也要带领大家返回地面。我平静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强烈地震发生了，我们—定要镇定。大家稍等一会儿，我先跟井上联系。”

我跑步来到大巷的磁石电话机前，接通矿调度室。值班的矿领导告诉我，由于强烈地震，全矿断电，主副井提升陷于瘫痪，叫我带领井下职工由风井返回地面。我当时回答说，“我们先到-425主井口，到那里和井上再联系。”

这时大巷里已聚集了许多职工。一束束灯光照着我，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着我。在他们当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有井上前来参加回收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兄弟单位的打井施工队员，有进矿刚6天的新工人，还有几十名妇女同志。他们都不熟悉并下情况和巷道避难路线，如果组织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心情很沉重，仿佛千钧之力压在双肩，那种责任感，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

“老贾，并上情况怎么样?”

“地面建筑有没有损坏?”

“矿上的职工都没事吧？

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我问这问那儿。我向大家简短地介绍了井上情况后，默默地带着这支队伍先撤到-425主井附近，又与调度室联系。得到的回答是，短时间送不上电，只能走风井。

我静下心来考虑了一下，在脑子里画出了撤离路线图。从这里到风井口有十几里路，巷道暗，道路滑，上山坡度陡，这十几里路可真不好走。光一425大巷到一125巷就要爬800米上山，从一125大巷到一70回风道还有300多米上山：然后才能到达风井口，困难的确不小。特别是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每次只能上一个人，这1000多人着急拥挤怎么办?万一维护不好秩序，就会造成人身事故。

怎么办？我当时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党员和干部。于是，我立即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了，—个“火线”紧急会议。大家争先发言，提出了一个个建议。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当即决定：

一、成立井下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和指挥，各单位的领导担任指挥部成员。

二、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

三、队伍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井下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四、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要经得住考验，舍己为人。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最后我宣布了撤退路线，并提醒大家照顾好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

撤退行动开始后，秩序井然。但是，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人白天工作了一天，夜间又劳动了一班，实际上已接近筋疲力尽了，而那种生存的本能和自己的责任，促使大家加快了脚步。大家彼此互相搀扶着，不让一人掉队。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的队伍到达800米上山的下坡头，准备开始攀登。

我当时又嘱咐了大家一次，一定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各单位领导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身强力壮的同志帮着年老体弱的同志，男同志尽最大努力帮助女同志。开始攀登后，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走在后面，嘱咐大家注意安全，鼓励大家加快速度。在800米上山的途中，有人摔倒了，马上有人扶起；有人体力不支，就有人在前面拽，后面推，那情景十分感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战胜死神，安全返回地面。半个多小时，我们征服了800米上山，到达了-125大巷。我们没时间休息，我们一起又走过了-125大巷。在爬过-125到-70的300米陡坡的时候，才到达最后也是最紧要的关口——风井口。到这时，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多小时。连续的急行军，大家都十分疲劳，有一些女同志，连累再吓，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别说爬梯子，就是走平路也接近无能为力了。

我们来到风井口附近，这里的条件十分险恶，通往地面的梯子间直上直下，平时没有人使用。这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头上淋水似瓢泼大雨，不停地倾泻。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余下的人处境会十分危险。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这些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我当时是大家的主心骨，自己首先不能慌。于是，我让大家先喘口气，各单位领导清点各自的人数。在各单位清点完人数后，我又让机关干部担任临时维护队员，维护好先后顺序，坚决按撤退的决定办，也就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井下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登梯子异常艰苦、头上淋水泼泻，脚下梯子直晃，一人紧挨一人地往上攀登。这梯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使用了，万一有个闪失，也会伤亡惨重，那就会前功尽弃，我也就完不成任务了。我当时的心就好像提到了嗓子眼。我一边用灯照着，一边清点着人数，不停地鼓励大家。一个、两个、三个……有的女同志腿软了，登不上去，别人就在前边拉，后边推，重点保护。有一个同志累得不行了，索性坐在了泥水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老贾，你们走吧，我实在上不去了。”我用矿灯一照，是我们的调度室副主任，他和大家一起，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他是我们临时指挥部的成员，一直跑前跑后，帮助大家，现在真的体力不支了。“不行！”我当时吼出了声，“就是拖，也要把你拖到地面！”

这时，兄弟单位打井队的人上去了，洗煤厂工人上去了，各采区的工人上去了，各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队伍撤完之后都向我报告一声随队而去。我让维持秩序的机关干部把调度室副主任拽起来，推着他去爬梯子。等到最后机关干部撤离完毕，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其他同志才登上梯子向上爬。

当我爬到地面，已经是上午8点半，从一开始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这短暂的时光恍如隔世一般，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紧张和胜利的喜悦混在一起。我刚刚在风井口露头，不知谁喊了一句：“你们看，老贾上来了！”地面迎接我们的除了矿领导之外，还有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和干部，他们都在焦急地等着我呢。大家看我上来了，一下子拥到我的身边。有人告诉我说，大家商量好了，不等老贾上来，谁也不离开井口。我当时心里一阵发热，经历了刚才紧张的一幕，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啊！我和他们握着手，眼里噙着泪花喃喃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大家激动得抱在了一起。

1976年7月27日晚，是开滦煤矿的大高产，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那天开滦矿务局足有上万人在井下工作。各矿已断电、断风，地面指挥束手无策。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此时开滦各矿的井下设备基本上没有遭到毁坏。万名干部职工正在奋力自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返回地面。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早晨，开滦所属7个煤矿的万余名井下职工全部安全出井。

(贾邦友口述 董泽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