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十二”以后
唐山于1948年12月12日解放。解放不久,唐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阎达开任命原冀东专员王林为开滦军代表。唐山、马家沟、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等矿也派了军代表。
开滦职工面临严重困难。职工有面粉与煤的实物工资。这时没有面粉,煤无销路,货币工资也难以发给。供应生活日用品的私人商店没有货源。
王林与有关部门联系,调拨粮食。矿区工会主席章萍号召职工,以煤票集股,成立消费合作社。供销社运来生活日用品。
为了开滦职工的生活,军代表与工会做了很多工作。
开滦的生产处于瘫痪状态。
二、徐达本到开滦
根据形势需要,黄敬提名,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同意,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任命企业部副部长、原冀中行署主任徐达本为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
薄—波指示徐达本:“开滦不是咱们自己的,可是要按咱们自己的办。”
徐达本于1949年7月到唐山,并设立开滦煤矿总军事代表办事处(以下简称军办)。原冀中专员范文彩为矿区军代表,主管生产。巩固为秘书长,主管运销与财务。
军办在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工商部部长姚依林、冀东区党委书记吴德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王林升任为燃料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三、监督财务与精简机构
开滦矿务总局设在天津,有中、英总经理各一人(余明德与裴利耶)。实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开滦赚的钱,存储于国外的外国银行。
徐达本到唐山后,即通知开滦总经理:
1.军办设在唐山,总经理必须到唐山来办公。
2.开滦的财务,必须接受军办(代表政府)和工会(代表职工)的监督。不经军办与工会同意,不得动用分文。
监督财务就杜绝了抽逃资金与胡乱花钱的问题。
在监督财务的基础上,军办向总经理提出精简机构。天津总局有数百人,很多是靠“门头”来吃闲饭的。总局这个机构和生产毫无关系。
在军办的催促下,总局撤消了。设在天津的印刷厂迁到唐山。
矿区也有—些高级职员,不懂业务,只会签字。签在表报的什么地方,还得有人告诉他。
工会向矿区主管魏肫提出,对于居高位拿高薪、在生产上不起作用的寄生虫,工人群众有意见.魏肫不得不淘汰一些白吃饱。
开滦虽然没有收回,但开滦的财务已掌握在人民手中,这就激发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高层减薪
开滦的职员分四级,即高级、高中级、中级和初级。高级与高中级的薪水很高。职工的劳动成果被高薪职员占有的太多。
总军事代表向中、英总经理提出高层减薪的问题。英国总经理以种种借口,敷衍搪塞。
解放后未走的几个英国人,1949年冬都回国了。总军事代表说服余明德和魏肫,征得他们的同意,进行了高层减薪的工作。
解放以后,有几个高薪职员向唐山矿工会主席经纬要求自动减薪,经纬首先表扬他们,对他们说,待订出方案,统一办理。不然会出现紊乱现象。
减薪的情况是:减的钱很多,剩下的钱还不少。减薪以后,高中级职员的薪水在200元以下,高级职员有的达到500元。
五、清产核资
总军事代表向开滦总经理提出,进行清产核资。做为资本家的总经理,由于大势所趋,也就同意了。
开滦的固定资产品类繁多,帐册也很多。要理出一个头绪,确非易事。
军办的财会人员卢冠斌、郭汉生、李飞、董歧山、张春青、李朴、卢书、谢克家、杨金章、高光弼等为骨干。工会动员开滦全体财会人员、仓库管理人员,以及有关人员积极参加。经过三个月的齐心努力,终于有了眉目。
开滦历年来赚的钱,要比解放时的资产所值的钱,多得很多。
六、取消英文
开滦自中、英合办以后,以英文为工作语言。所有文件与表报全部用英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滦的英国人都被送到潍县集中营。
日本中将白川一雄任总监督官。白川多次要取消英文,直到日本投降也没办到。
总军事代表徐达本向开滦总经理余明德和矿区主管魏肫提出取消英文。他们不得不同意。
所有表格都要重新设计、印刷,工作量很大。
工会号召完成这项任务,职工积极响应,日夜奋战。不到两个月,新的表格印刷出来,英文取消了。
在庆功大会上,章萍代表工会,杨展代表军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们说:“取消英文是收回开滦的象征和预兆。”职工热烈鼓掌。
这句话也就是日本时期想取消英文,四年没有办到,而解放后很快就取消的原因。
七、罢工事件
1950年4月11日,唐山矿发生了一次罢工事件。
上午10时左右,部分井下工人,手持斧子镐柄,陆续上井。到井上后,把住所有大门,许进不许出。
职工被禁闭在局和矿内的院内(局和矿有过道相通)。
每个大门有许多人把守。还有许多人在局办公楼内和局大院内游荡。
开滦职工有面粉作为实物工资。由于调拨和运输的原因,面粉未能及时运到。少数残余的反动分子以此为借口,煽惑部分工人罢工闹事。
矿区军代表范文彩的办公室在局办公楼的二层,南面有一个阳台。他站在阳台上对罢工分子讲话,劝说他们安心工作,面粉即将运到。
罢工分子不理不睬。
中午,职工饿肚,不能下班回家。
下午4时许,唐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阎达开通知范文彩,军办工作人员撤出办公楼。
唐奇等,保卫范文彩,走出了布满手持斧子镐柄的罢工分子的大门。军办工作人员随之而出。
阎达开与唐山市长兼公安局长李一夫、唐山矿军代表杨展研究决定,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名单,立即命令公安部队依法逮捕进行现行活动的反动分子。
公安部队奉命出发,跑步进入局大院。按照名单捆绑了混在罢工分子中的数名反动分子。
经过审讯,这些反动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
罢工之后,各办公室零乱不堪。文件文具遍地都是,打字机都被打碎了,可是电话总机未遭破坏。
罢工刚发生,范文彩命令常顺吾保护电话房。常顺吾身穿军办制服,胸戴军办徽章,守卫在电话房门口。罢工分子三五成群,往返数次,没有破门而入。由于范文彩的紧急措施,电话总机保住了。
发生罢工时,徐达本和章萍在北京与有关部门商讨紧急调运面粉的问题。
八、取消包工大柜
开滦资本家利用包工大柜督促工人生产。包工大柜从中赚钱,资本家可以赚更多的钱。
包工大柜工人称为外工。开滦直接支付工资的工人称为里工。
取消包工大柜的工作由矿区军代表范文彩主持。
工人自己组织的生产合作社,代替了包工大柜。原来包工大柜所得的盈余属于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
外工与里工的界线消除了。
生产合作社调整劳动组织。井下老、弱、病、残工人调到井上,给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以前每个工人有一个刻印工号的工牌和一个贴相片的识别证。证上有姓名、工号、指纹。开滦有工人的指纹记录。工人的姓名不重要,工号和指纹重要。
工人上班和下班要在查工处交工牌和领取工牌。查工处有记工册。工人到井下又记一次工。包工大柜也记一次工。外工工人共记三次工。
成立生产合作社以后,这些繁琐的、克制工人的记工办法废除了。查工处的工作人员分配到各生产合作社的核算班工作。记工由工人自己管理。核算班计算与发放工资。
工人皆大欢喜。
生产合作社是一个过渡,为以后建立采煤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九、团结知识分子
解放初期,开滦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疑虑。尤其是高级职员和高中级职员,怕斗争他们,怕分他们的财物,忧心忡忡。
徐达本、范文彩、巩固、王林、章萍、章真园、杨展等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谦虚和蔼,和知识分子融洽相处。在彼此无拘束的谈话中,渗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老干部的优良作风,对团结知识分子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有很多知识分子愿放弃舒适的居住条件和优厚待遇,向军办申请,去国家企业参加建设。如:
钱拱北、邓以纯率领凿井队去东北;
汪寅人率领化工专家的队伍去北京建立科研机构;
陈敬、寇用礼率领医疗队参加抗美援朝;
很多知识分子去玉门建设石油基地;
严东生博士、方颐朴博士、钱萸硕士到国家机关工作。
这一时期,开滦的知识分子对支援正在恢复和建设的各地煤矿起了一定的作用。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对军办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给予较好的评价。
十、从产销矛盾到经济情况好转
开滦在秦皇岛有码头和船只,运煤到上海与国外出售。解放初期无法外运。
铁路正在修复。京、津、唐的工厂未完全恢复。
开滦的煤滞销。
总军事代表徐达本号召职工克服困难,指出开滦的经济情况将随全国经济情况的好转而好转。职工福利的提高要以生产为尺度。
生产的煤卖不出去,发生了产销矛盾。
1949年下半年,徐达本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汇报开滦产销矛盾的情况。陈郁指示经理司长贾林放,开滦煤的运销要纳入国家计划,与国营煤矿同等办理。贾林放认真执行部长指示。
全国的生产日益发展,经济逐渐繁荣,煤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开滦煤按照经理司的安排,大量销售。
军办与工会研究决定,用卖煤得到的钱还旧欠与盖工房。
开滦煤卖不出去的时期,拖欠职工很多工资。经济情况好转,先还旧欠。
解放前开滦的高级职员每人一所洋房,中级职员每人两三间平房,工人只有少数里工给房,外工不给房。
旧欠还清之后。按照少花钱多盖房的原则,就地取材,用石料盖了许多工房。
井下工人饮水困难。徐达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写信,请求支援。军用水壶运到开滦,每人一只。
十一、民主改革与政府代管
1952年,开滦进行了—次民主改革。
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阎达开指出民主改革的目的和要求是:工人站起来,职员革命化。
中共河北省委为了支援民主改革,从冀中地区抽调有工作经验的干部100余人到开滦。
包工大柜已经取消,可是过去欺压工人的包工分子还没有清算。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开展起来。和敌伪有过勾结、有劣迹的包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有过打骂工人行为的—般人员,在工人面前检查错误取得谅解。
根据形势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中、英合办的开滦由政府代管。
设立开滦煤矿总管理处。
徐达本任主任,范文彩、孙越崎、余明德任副主任,侯宝政任总工程师。
职工享受劳保待遇。
1953年3月,徐达本调任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范文彩调任华北煤矿管理局局长。矿区工会主席章萍调任劳动部司长。(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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