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立（Patrick Charles Young），英国人，全名帕特里克·查尔斯·杨，1880年1月22日出生，英国剑桥大学毕业。1923年11月至1931年11月担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理（总经理）。

  杨嘉立出生于英国苏格兰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并进入印度土木工程处（Indian Public WorksDepartment）工作。1910年任印度西北铁路局副局长，1911年任印度铁路公司董事会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英国皇家军队，负责印度边境铁路修建工作。期间，他结识威英少校（后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并受到其赏识。1917年，杨嘉立被派往法国巴黎，1918年任西线运输总稽查上校。1919年2月20日，经伦敦开平公司董事会推荐，他来到中国天津，任开滦矿务总局帮理（总经理助理）。

  1922年开滦总经理那森少校回国休假期间，由杨嘉立代其行使总经理职权。当年10月，为改善生活待遇,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杨嘉立得知后，为避免矿山遭受损失，他答应提高部分工人的待遇，但同时坚持强硬立场不妥协。他利用英国在华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给中国政府施压。1922年10月22日, 杨嘉立指示总矿师杜克茹解散矿区包工集体伙食,试图用饥饿迫使工人就范。11月13日，他与英国驻华总领事等人拜会直隶省长，提出采取严厉手段平息工潮。此外，他通过杜克茹寻找的调停人，以适当让步为条件说服瓦解工人队伍。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资本家与工人双方以相互妥协告终。尽管罢工给矿山造成巨大损失，但杨嘉立对罢工的结果表示满意。他向伦敦董事部报告：“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工潮历史上是独一的”。同时，他提到：“工人动荡不安的情况估计将会更甚，劳工问题对于我们更加重要，估计罢工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杨嘉立对时局的分析得到伦敦董事部的认可。1923年11月6日，他正式接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理一职。

  在出任总理之前，杨嘉立曾经回国述职并向伦敦董事会呈交《关于开滦矿务 总局经营策略》一文（参见总经理-2330号卷）。杨嘉立认为：开滦如谋求长期稳定发展，一方面要稳定产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要克服中国国内“收开”言论对公司的不利影响，与中国政府商议，取得煤田的开采权。上任后，杨嘉立利用开滦矿务总局已有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在煤炭生产上，更新设备凿井建矿：1924年，矿井开始使用电力机械设备；1925年，唐家庄矿投产。在煤炭运输上，开滦矿务总局数次与铁路签订互惠合同，并大量租用轮船，开拓海上运输市场。在煤炭销售上，采取自销、合伙经销、合资经营、代销等方式，组建起完善的销售组织网络：1924年与上海商人刘鸿生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上海开滦售品处和码头经理处；1925年1月成立北方售品处；1928年4月成立京兆售品处。在多种经营上，开设砖石厂、炼焦厂、林场及制冰厂、地毯厂等企业：1925年扩建马家沟砖厂；1924年建设赵各庄“北山采石场”。

  在杨嘉立第一个任期内，开滦矿务总局煤炭产销两旺，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据《开滦煤矿志》（第三卷）记载：1927至1928年度开滦净利润为8368558元,达到建矿以来最高水平。1928年11月3日，在杨嘉立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开滦矿务总局议事部又与其续约三年，年薪由7500英镑升至10000英镑。

  1929年起，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煤炭市场急剧萎缩。开滦矿务总局煤炭产量、销量、销售盈利及净利润出现滑坡。据统计，1928至1929年度与上年度相比，产量减少50余万吨；净利润减少2555184元。开滦矿务总局与抚顺、大同、井陉等煤矿之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自身也面临资金周转、路矿及劳资双方矛盾等难题。1929年起，北宁铁路局开始向开滦索要车辆延期费、煤价回扣、塌陷赔款等费用，经杨嘉立斡旋，双方于1931年订立“关于车辆延期费及煤价退款等解决协定”，路矿之间矛盾解决。为避免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开滦矿务总局与五矿工会签订劳资协约，为工人增加工资。至1931年6月，开滦各级员工均制定了统一的工资标准，工人工资达到全国煤矿一般水平。1931年11月，杨嘉立任期即将结束。滦州公司董事会提议其继续留任，杨嘉立提出“因个人身体原因不再续约”。11月3日，杨嘉立离职，被滦州矿务有限公司聘为名誉顾问。杨嘉立在华任职12年,担任总经理职务8年，在天津商界、政治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连续十年担任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主席，还曾作为天津地区代表，赴上海参加英国驻华团体组织年会。1931年10月31日，开滦矿务总局全体高级员司在唐山为其举办盛大送别宴会，开滦矿务总局把天津总部大楼的纯银复制品作为礼物送给杨嘉立，当时的《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对此专门作过报道。

（赵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