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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开滦医院的红色记忆
更新时间:2018-09-03 点击数:350

开滦医院的概念,包括开滦各矿医院和坐落于西山口的开滦总医院。

开滦医院具有100多年历史,素以医术高超、科学护理而闻名于冀东。但人们很少知道,在抗日时期,开滦医院还留下了许多的红色记忆。

提起开滦医院的红色记忆,就必须提到中共党员谷云亭。1934年底,他按党组织的安排,考入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之后被分配到马家沟医院实习。实习期间,谷云亭向同学们传播进步思想,推荐进步书籍,如鲁迅的《呐喊》及老舍、巴金的著作。实习3个月后,同学们全都转入开滦总医院工作。

1936年12月初,谷云亭组织了10多名医务人员,准备去张家口百灵庙抗日前线去做医务抢救护理伤员工作,如今有史料可查到的人员有谷云亭、张锡鑫、常云卿、史克敏、张万泰、王燕成、贺济恒等人,大家先期抵达北平集合。他们在北平待命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组织决定不让他们再去抗日前线。

这时,开滦总医院驻北平办事处派人通过支前会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青年爱国,志气可嘉,私自行动,情有可原。总医院已来电,欢迎你们返唐复职。于是,谷云亭他们在北平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唐山复职。接着,医院因他们忠于职守,对他们的爱国行动予以表扬,从1937年1月起,每月每人增加工资3至5元。以谷云亭为首的10多名青年在开滦总医院得到了良好的赞誉,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开滦总医院医务人员抗日爱国的光荣感。

1937年1月,分散在开滦各矿医院实习的护校学员,集中到开滦总医院会考之后,留在开滦总医院,于是在开滦总医院聚集了一批爱国青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开滦总医院内爱国的医务人员,目睹日寇侵华的野蛮行径,个个义愤填膺。院内的抗日活动,秘密地活跃起来。

当时开滦医院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日本人与英国人既有矛盾又相互妥协、勾结,所以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不轻易进开滦医院找麻烦。

开滦总医院对面是开滦员司俱乐部,那里的一名职员有一台收音机,大家都十分关心中日战局的发展情况,晚上常去那里收听广播,了解形势的变化。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蒋介石曾在“西安事变”后答应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各党派一致抗日的要求,人们对南京政府还抱有希望。但事实逐渐教育了人们,国民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日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华北、华东很快就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保卫国土,挽救民族危亡。在开滦总医院及高级护校内,以谷云亭为领导,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它们在活动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

1937年秋,谷云亭组织了抗日团体——“抗日自卫同盟”。这个具有秘密性质的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自卫同盟”在开滦医院内的领导者是谷云亭,下边设几个小组。小组单独活动,不发生横向关系,发展盟员的方法主要是先建立私人关系,对思想和其他情况摸清底细后再发展入盟。

经查史料,参加“抗日自卫同盟”组织的有高杰、史克敏、栾秀昌、文顺兴、刘国侬、李尚武、熊子奎等人。

“抗日自卫同盟”的主要活动,一是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如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母亲》《在人间》等,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二是抄写、复印、散发我党的抗日宣传品。把上级发来的学习文件、抗日救亡传单、游击战训练小册子等经抄写复制或油印成小本子,在组织内部广泛传播。三是通过“抗日自卫同盟”的活动,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四是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接受上级布置的其他任务。

发展和加入党组织,也是单线联系。开滦总医院当时的党员有谷云亭、张锡鑫、常云卿、史克敏、栾秀昌、贺济恒、熊子奎、高杰、文顺兴等。

1938年春,因抗日工作需要,组织决定让谷云亭撤离开滦医院,到丰润县王官营开办了福生药局。谷云亭以药局为掩护,一方面为抗日前线的伤员医治伤病,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点,为组织发动冀东大暴动服务。这个药局是谷云亭变卖家产捐献的抗日经费办起来的。开滦总医院的部分同志也曾为开办这所药局捐献了资金。

1938年5月,栾秀昌、熊子奎和贺济恒由开滦总医院调到赵各庄矿医院,文顺兴、高杰调到林西矿医院。临行前,组织决定调到东矿的5名同志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栾秀昌任组长。这时因谷云亭已离开唐山,这个小组归王克如领导。王克如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赵各庄民众教育馆的老师。他经常介绍当时赵各庄矿的斗争形势、如何开展地下联络工作,嘱咐大家要随时提高警惕,注意敌特活动,巧妙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8年7月,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爆发了。组织决定调熊子奎到部队担任医疗工作,贺济恒留下负责联络、接待来往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的抗日人员。在暴动时,有的指战员受伤送到赵各庄矿医院医治,由贺济恒负责照顾生活,供给日用品。据贺济恒的回忆,曾有一位叫赵仪珠的女同志到解放区去,是由他负责转送的。那时在赵各庄的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人同情抗日,所以遇事总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各庄矿医院的孙荫芳院长。那时,孙荫芳已由林西矿医院调到赵各庄矿医院当院长。他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支持抗日不遗余力,贡献很大。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崇高威望,竭诚帮助抗日工作,并与我党进行密切合作。在前线战斗中负伤的抗日战士,有许多人经组织介绍到赵各庄矿医院治疗,都经孙荫芳批准收留。为对付敌人搜查,这些伤员的病历都写成阑尾炎、肠穿孔等病症。有时一些伤员在敌人搜查时引起怀疑,孙荫芳便出面干预。他对敌人的检查人员说:“他们都是我的病人,进了我的医院我就要对病人负责,有什么问题,等我给他们治好了病,出了院再说。”千方百计把伤员保护下来。

1938年6月,八路军四纵队参谋长李钟奇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胸部负伤,子弹留在体内,经地方党组织送来医院治疗。孙荫芳冒着生命危险,把李钟奇收留在家中疗养,并负责一切费用。当时孙荫芳住在赵各庄一套洋房子里,独门独院,便于掩护。伤情好转后,李钟奇才转移到天津。

1938年大暴动以后,抗日部队战斗频繁,伤员急需药品。孙荫芳以个人名义,从外地购买一批药品,转交给党组织。党小组组长栾秀昌用毛驴驮着药箱,送到抗日根据地榛子镇,交给抗日部队使用。

从1938年到1941年,开滦医院的一些党员和抗日志士,作了不少的贡献。有一部分人去冀西根据地参军,上前线抗日。留在医院的人做些后勤供应工作,给抗日同志的家属以生活接济,给前方的同志寄送日用品、衣服、文具等。当时党组织的经费是很困难的,曾向医院同情抗日的人士募捐,孙荫芳是捐款最多的一个。我党的一些负责人和往来于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的抗日工作人员,包括一些省委干部,有时也住在孙荫芳家中。

孙荫芳一生没有儿女。1938年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父母在冀东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没有条件抚养,组织上就将孩子交给了孙荫芳夫妇。他们把她抚育长大,取名孙美玲。

1958年,孙荫芳退休后到北京定居,孙美玲那时已经上了高中,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她。孙荫芳虽然膝下无人,但以革命大义为重,同意孩子的父亲把她带走。孙美玲随生父走后,一直怀念她的养父母,不久又回到了孙荫芳夫妇身边。

孙荫芳为革命事业、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39年冬,王克如奉命调离赵各庄矿,吴继儒接替了他领导开滦医院系统的党组织。其后,在解放战争中,开滦医院在支前救护、救死扶伤、供应医药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开滦医院系统的地下活动像一条红线,一直延续到唐山解放。

(闫克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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