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他革命一生的足迹中，有许多是和开滦工人运动紧密相联的。他刚刚从事革命活动，就非常关注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为他们的悲惨遭遇发出愤怒的呐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他亲临开滦矿区，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为工人阶级争取生存和改善生活、工作条件而斗争；在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紧要关头，他破指血书，激励矿工把罢工坚持下去，去争取胜利；30年代他在莫斯科著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他在书中深刻地总结了开滦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他赞扬开滦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是光芒万丈。

邓中夏，原名邓仲澥，1894年生于湖南宜章，1917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宣传进步思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于1920年10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作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由于开滦当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这个企业和这里的工人引起了北方党组织，特别是邓中夏等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开滦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北方的一个重要摇篮。1894年时，开平矿务局产业工人已达4000人，占当时全国近代采煤工人总数的一半，和当时天津全部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相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开滦的产业工人已达22200人，这支产业大军处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最底层，劳动、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在经济上也遭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因此，开滦工人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反抗也最勇敢、最坚决。自1882年掀起中国煤矿工运首次罢工以来，直到1948年70年间，开滦工人曾掀起大大小小68次罢工斗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中最有战斗性和代表性的一支劲旅。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开滦矿工的罢工大多处于自发的经济斗争，局限于改善工资和生活待遇方面，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些罢工常常是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邓中夏十分关注开滦的工运，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不断发出愤怒的呐喊。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邓中夏在他负责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周刊——《劳动音》中，于1920年11月7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的文章。这篇文章用大量血淋淋的事实，详尽地揭露了唐山矿九道巷10月14日的瓦斯大爆炸引起几百人惨死井下的人间悲剧，还对开滦矿工生不如死的劳动、生活现状及惨案制造者拿矿工不当人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深刻的鞭鞑，对矿工生命的价值与资本家的贪婪作了精辟的分析。

《劳动音》等刊物的编辑出版，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贪婪、凶残的本性，唤醒了开滦工人阶级为生存、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意识，成为早期工人运动的启蒙刊物，也为开滦的工运走向深入作了思想准备。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此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开滦工运的领导，并把唐山作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重点城市。8月下旬，邓中夏专程来到唐山，召见各厂及开滦各矿工人代表，报告全国工运发展形势，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不久，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以开滦矿工为主体的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宣告成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劳动法大纲。虽然劳动法大纲最终未被北洋政府控制的国会批准，但“劳动立法”已深入人心，为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劳动立法运动中，邓中夏和开滦矿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开滦矿工的敬佩和爱戴。邓中夏在离开唐山返回北京的时候，开滦矿工与他依依惜别，并送给他代表矿工心意的“雪梨”。回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邓中夏，召集众多工运领袖和工人代表，共同分享饱含开滦矿工深情的“雪梨”，向他们介绍了开滦矿工的悲惨生活和恶劣的工作状况，赞扬了开滦矿工顽强的斗争精神，并相继派出一些得力干部到开滦煤矿帮助开滦工人开展斗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雪梨会”。

劳动立法运动之后，唐山的工人运动急剧发展，很快迎来了新的高潮。

1922年，开滦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并很快发展成为反帝反军阀的一场革命风暴。帝国主义、反动军阀政府对这次来势凶猛的罢工十分恐惧，不但反动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而且英帝国主义也公开出兵干涉，并公然向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开枪射击、制造了流血惨案。邓中夏始终关注着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后来，他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对“矿局门首的喋血”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视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由天津警察厅杨以德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二十五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五十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同志亦被捕。”邓中夏同志所记录下来的历史是非常真实客观的，他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既关注和领导着这次罢工，又要动员各方力量来支援开滦罢工。由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政府对罢工的镇压、屠杀，使大罢工进入了最紧张、最激烈、最艰苦的阶段。邓中夏为激励罢工工人，在北京曾破指血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坚决同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争取罢工的胜利。”他还曾准备组织各铁路工人罢工，声援开滦五矿大罢工，只是由于开滦罢工结束了，铁路罢工才没有发动，但却为“二七”大罢工做了准备。

在这次罢工中，开滦工人敢于同强大的敌人“拼命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发了全国各界同胞的爱国热忱，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怒涛，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1928年邓中夏被派往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赤色国际第四次大会，会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及赤色国际的执行委员。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邓中夏在繁忙的工作中，总结了近十年来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写出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在《简史》中，邓中夏对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高潮中的‘第一个怒涛’，开滦五矿大罢工则是这次高潮中的‘最高峰’，开滦五大煤矿的罢工，更是光芒万丈”。

1930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担任该地党的省委员会的工作和红军第二军团的政治委员。

1931年底，邓中夏离开湘鄂西苏区，回到上海，领导革命救济工作，并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3年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英勇牺牲。